趙炳南

趙炳南，原名趙德明，回族，經名伊德雷斯，祖籍山東德州。1899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宛平縣（今屬北京市）。父親以打短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趙炳南自幼身體羸弱多病，從5歲到7歲僅3年間就出過天花，患過痢疾，得過麻疹，發(fā)過瘧疾。趙炳南后來回憶說：“我的童年生活飽嘗了人間的痛苦與疾病的折磨，是今天的少年兒童難以想象的”。特殊的人生經歷使他深深懂得生命的珍貴，在幼小的心靈里已播下了立志做一名為他人解除病痛的醫(yī)生的種子。6歲時，趙炳南進入私塾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涯，但因家境清貧，他的學習僅勉強維持了6年便中斷了，被迫過早地走上社會。少年時期的趙炳南目睹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心靈受到極大震動，這更加堅定了他立志做一名醫(yī)生為民眾解除病痛的信念。

1912年，13歲的趙炳南開始在北京德善醫(yī)室從師于名醫(yī)丁德恩，學習中醫(yī)皮膚瘡瘍外科。在短短的3年里，他研讀了《外科準繩》 、 《瘍醫(yī)大全》 、 《外科啟玄》 、 《醫(yī)宗金鑒》 、 《本草綱目》等數十部醫(yī)著。他刻苦努力、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動了丁老先生，故盡得其傳。1920年，趙炳南自設醫(yī)館開始行醫(yī)，懸壺于北京西交民巷。曾任當時北京市中醫(yī)公會外科委員、華北國醫(yī)學院外科教授等職。他在建國前行醫(yī)30余年，救死扶傷，以人道主義和高超的醫(yī)療技術，救治過無數的病人和垂?；颊?。盡管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卻仍免不了權貴們的刁難與凌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趙炳南獲得了新生。他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安寧，更加勤奮，不斷從中醫(yī)學寶庫里汲取營養(yǎng)，以發(fā)展中醫(yī)事業(yè)為己任。1951年抗美援朝時，他主動提出免費為烈軍屬診療疾病，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登報表彰。1953年，他被聘為北京醫(yī)院、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北京和平醫(yī)院等單位的中醫(yī)顧問。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醫(yī)醫(yī)院——北京中醫(yī)醫(yī)院誕生了，在黨的中醫(yī)政策感召下，他毅然離開了苦心經營多年的醫(yī)館，參加了醫(yī)院工作。他把自己的藥品、醫(yī)療器械、制藥用具、辦公家俱以及醫(yī)館部分設備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受到人民政府的熱情贊揚和鼓勵。

趙炳南先后擔任北京中醫(yī)醫(yī)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長、名譽院長，兼任北京市中醫(yī)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并被推選為及其外科學會及皮科學會委員，全國中醫(yī)學會副理事長，北京中醫(yī)學會理事長。擔任過北京首都醫(yī)學院中醫(yī)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還曾被選為第二、三、四、五、七屆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w炳南一生勤奮治學，勇于實踐他從事皮外科專業(yè)60余年，晚年則專門致力于皮膚病的治療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為祖國醫(yī)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縱觀趙炳南對皮膚病的治療，不難發(fā)現，中醫(yī)整體觀這一指導思想貫穿其治療的全過程。他生前經常講：“作為一名皮膚科醫(yī)生，一定要牢記皮膚病多是形于外而發(fā)于內的”。因此，他非常重視對臟腑的辨證。在諸多皮膚病的致病因素中，對濕邪與熱邪尤為重視。他認為，治濕是治療多種皮膚病的根本，治熱則是治療皮膚病的關鍵。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趙炳南臨床經驗集》由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出版，全書共30萬言，系統介紹了趙炳南的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該書共收入病種51個，病例137例，還介紹了3種特殊療法和行之有效的驗方、常用方。此書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趙炳南先后擔任北京中醫(yī)醫(yī)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長、名譽院長，兼任北京市中醫(yī)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并被推選為中華醫(yī)學會及其外科學會及皮科學會委員，全國中醫(yī)學會副理事長，北京中醫(yī)學會理事長。擔任過北京首都醫(yī)學院中醫(yī)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還曾被選為第二、三、四、五、七屆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w炳南一生勤奮治學，勇于實踐他從事皮外科專業(yè)60余年，晚年則專門致力于皮膚病的治療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為祖國醫(yī)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v觀趙炳南對皮膚病的治療，不難發(fā)現，中醫(yī)整體觀這一指導思想貫穿其治療的全過程。他生前經常講：“作為一名皮膚科醫(yī)生，一定要牢記皮膚病多是形于外而發(fā)于內的”。因此，他非常重視對臟腑的辨證。在諸多皮膚病的致病因素中，對濕邪與熱邪尤為重視。他認為，治濕是治療多種皮膚病的根本，治熱則是治療皮膚病的關鍵。

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趙炳南臨床經驗集》由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出版，全書共30萬言，系統介紹了趙炳南的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該書共收入病種51個，病例137例，還介紹了3種特殊療法和行之有效的驗方、常用方。此書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博覽群書，學古不泥

趙炳南一生精研多種外科專著，但在醫(yī)療實踐中從不拘泥古書，通過65年的醫(yī)療實踐，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他靈活掌握經旨，注意疾病過程中的邪正關系，正確運用扶正祛邪或攻守相兼的治療法則。如治療瘡瘍疾患的陰證，他認為開始如攻邪太過，會大傷正氣，造成正不抗邪，毒邪內陷而變生他證，結果是欲速不達。因此他主張外消之中，以補托為主，正氣漸復，病勢好轉，因勢利導，乘勝攻邪，則可取效。再用外消之劑，以消為主，逐漸正復邪衰，病勢趨向好轉，接著以扶正祛邪，消補兼施辦法，以鞏固療效。在治療皮膚病的過程中，他遣藥切中，用藥精當，藥少力專，抓住主證，藥到病除。如對纏腰火丹（帶狀皰疹）后遺癥屬神經痛的老年患者，經他細心辨證分析，屬氣隔血聚之證，遂不拘泥常法，而投以川軍破瘀止痛，其效立竿見影。又如他治療風濕瘍（急性濕疹）能抓住熱盛有濕的特點，投以大劑量苦寒的龍膽瀉肝湯來瀉肝膽濕熱，療效顯著。

重視心肝火盛，善用龍膽瀉肝

熟悉趙炳南臨床用方的人都知道，他在治療急性炎癥皮膚病時，最重視對心與肝膽的辨證，最喜愛的方劑是“龍膽瀉肝湯”。他認為心肝火盛是導致急性炎癥皮膚病的重要原因，而“龍膽瀉肝湯”正是清瀉肝膽實火，清利肝膽濕熱的代表方劑。龍膽瀉肝湯，古醫(yī)籍記載有數個，其組方藥味卻不完全一樣。他常說，李東垣所述之龍膽瀉肝湯方中無黃連、大黃而有柴胡，除了瀉肝經濕熱，治小便不利外，多有升散作用；《證治準繩》所載之龍膽瀉肝湯方中無連翹、生地、車前子，而卻有人參、知母、麥冬、五味子，除了瀉心肝兩經之火外，又偏于滋陰血；《沈氏尊生書》記載之龍膽瀉肝湯方中無生地、車前子，而又加入青皮、白芍、柴胡等疏肝斂陰之品，這些都與臨癥所見之濕瘍不完全對癥。因此趙炳南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認為：濕瘍之為病，雖起于濕熱，但急性發(fā)病時，常有熱重于濕的特點。他緊緊抓住這個特點，采用《醫(y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記載的龍膽瀉肝湯為基礎，自擬龍膽瀉肝湯加減，方中用龍膽草瀉肝膽濕熱，生梔子清心火，瀉三焦之熱，而又用生地、丹皮、生甘草涼血解毒；木通、車前子、澤瀉清利濕熱，熱重時加大黃以釜底抽薪。他既不用柴胡升散，又不用麥冬、五味子斂陰，但在臨床實踐中，深感清心火藥力不足，故經常在應用龍膽瀉肝湯的同時加入自創(chuàng)的以清心火為主的“三心方”（蓮子心、連翹心、生梔子），以增強清心瀉火之力。二方配合使用再加入除濕疏風之品，臨床治療急性濕疹、急性皮炎、帶狀皰疹、過敏性皮炎、藥疹等急性炎癥皮膚?。崾⑿停?，每取良效?！叭姆健敝械倪B翹心，目前不少藥材部門不入藥，可用竹葉代替，臨床療效亦滿意。

重視濕邪為病，慣用除濕胃苓湯

趙炳南生前常謂：“善治濕疹者，當可謂善治皮膚病之半?！边@句話聽起來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但仔細體會，卻能悟出不少道理來。濕疹，按其性質可分為急性期、亞急性期及慢性期。前兩期在臨床上均有較明顯的濕象。其發(fā)病機理不外乎濕熱內蘊，或濕重于熱，或熱重于濕。在治療上，他慣用除濕胃苓湯，并根據熱與濕的輕重不同而加減化裁。即使在濕疹的慢性期，皮膚出現干燥、粗糙、肥厚、角化等一系列燥象而無水泡、滲出、糜爛等情況下，仍用治濕之法。對此，他曾論：“正是因為濕邪有重濁、粘膩的特點，因此，病理過程遷延日久，濕邪停滯，日久化燥，肌膚失養(yǎng)，是導致慢性肥厚性皮膚病的關鍵，故仍以治濕為本”。在治濕疹時，多采用健脾祛濕之法，善用薏仁、云苓皮、扁豆、蒼術、白術等藥物。他認為選用健脾祛濕之品是符合扶正祛邪原則的。當然，他也認為當利則利，因此，車前子、豬苓、防己、澤瀉、萆薢等利濕之品亦常使用。

重視調和陰陽，常用四藤配伍

在晚年的最后10年中，趙炳南的整體治療觀在臨床工作中，更加突出地體現出來。他認為既然包括皮膚病在內的所有疾病的發(fā)生都是氣血失和、陰陽失調的結果，那么整體調節(jié)就理所當然地顯得必要，特別是對于那些慢性疾患尤為適用。他曾說：“陰陽失調者，其脈象當是寸關弦滑，雙尺沉細，上火下寒之體者則多見”。在他晚年治療多種疾病的處方中，經常出現“四藤”，即天仙藤、雞血藤、首烏藤和勾藤。曾有人詢問他“四藤”何以調和陰陽？他笑答：“乃經驗之談也”。

衷中參西，各取所長

趙炳南自13歲從師學醫(yī)，對病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說：“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一切為病人著想，我對醫(yī)術無門戶之見，對中西醫(yī)兩種醫(yī)學，我一向主張取長補短”。事實也是這樣，他在早年設館行醫(yī)時，就結識了很多知名的西醫(yī)朋友，如方石珊、何顯名等（都是當時有名望的西醫(yī)專家），經常同他們切磋醫(yī)術，取長補短。他常講：“醫(yī)術是治病的工具和手段，不應有門戶之見，應擇其善者而從之”。所以，在治療一些危重病人時，他并不反對配合一些西藥和西醫(yī)檢測手段，如對一些深部化膿性疾病、深部化膿，膿不得出，古代都是用中藥蟾酥進行麻醉，以白降丹腐蝕破潰，使膿排出，但常有麻醉不徹底引起病人痛苦的事，所以在他晚年行醫(yī)過程中，主張局部用普魯卡因麻醉，說明他是不拘門戶，一切從病人出發(fā)的。他非常擁護中西醫(yī)結合的方針，他曾說：“我有很多中醫(yī)徒弟，也有很多西醫(yī)徒弟，你們要團結起來，共同進步，走中西醫(yī)結合的道路，為振興中醫(yī)事業(yè)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