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料的缺失等諸多原因，對鄂溫克族歷史上的醫(yī)藥知識進行系統(tǒng)考察己極為困難?，F(xiàn)存零星史料說明，在歷史上，鄂溫克人對兔腦、人參、鹿茸、鹿胎、虎骨、麝香等藥材的藥用價值和天花等疾病具有了一定的認識。而其生育習俗中也包含著一些具有科學合理性的內容。

一、對兔腦藥用價值的認識

鄂溫克人對于兔腦的藥用價值具有一定的認識?！端贩絺涑恕罚骸芭D月八日，達呼里、紅呼里男女并出，獵兔取腦為速產之藥?！贝颂幍摹凹t呼里”又稱“洪闊羅”“洪闊洛”“洪闊爾”和“溫闊爾”等?！端贩絺涑恕贩Q：“紅呼里，屬索倫，俗誤紅狐貍，應捕貂役，隸八圍之內?！敝袞|鐵路經(jīng)濟調查局編《呼倫貝爾》則稱：“初索倫亦與獵捕民族之鄂倫春相近，故滿洲及達呼爾曾名索倫為‘洪闊羅’。”并認為“洪闊羅”將索倫與鄂倫春二者混為一談。而烏云達賚則認為“洪闊爾”和“溫闊爾”皆為達斡爾族依據(jù)本民族語音規(guī)則和構詞規(guī)則對“鄂溫克”的稱呼?？梢?，將“紅呼里”視為鄂溫克族或鄂溫克族的一支當為不妄。

該條史料中所謂“速產之藥”，當指催生之藥。據(jù)《本草綱目》，兔肺“催生滑胎”的功效，由此可知，鄂溫克人對于兔腦的催生作用有所了解。漢族地區(qū)民間也有臘月獵兔的風俗。其以兔腦入藥的催生藥制法為：取兔腦搗爛，同透明乳香適量研和制成重約3克的藥丸，當產婦難產時用熱黃酒送服1丸?？梢姡凇芭D月獵兔”這一點上，鄂溫克族與漢族具有相同的風俗。那么’這一風俗是由漢族地區(qū)傳入鄂溫克地區(qū)的？抑或是相反？進一步地，鄂溫克人使用兔腦研制“速產之藥”的方法、用法與用量是否與上述漢族民間藥方相同？遺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對于這些問題尚難給出確切的回答。

二、對于人參藥用價值的認識

鄂溫克人對于人參的藥用價值也似應具有一定的認識。據(jù)《清高宗實錄》，清政府從乾隆十一年（1746年）開始，對“索倫、達呼爾越界至松阿里烏拉打牲，私將米糧裝船，出黑龍江口貿易，接濟偷刨人等”進行嚴懲。其中一項規(guī)定為：“倘違禁帶米石物件，賣與偷刨人等，并易換人參者，請照私販鹽斤律治罪?！边@項規(guī)定所針對的是，將米糧賣與偷刨人參者和與偷刨人參者進行人參交易者。而這些人中也包括了索倫人，即鄂溫克人。由此可以推知，鄂溫克人曾與偷刨人參者有過接觸，甚至可能與其進行過人參交易?！逗邶埥靖?武備志》則稱：“按呼蘭未設駐防之先，歲撥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兵防護參苗，踐更巡徼。…繼以防禁未嚴，始設駐防官軍，滿洲、索倫、達呼爾、漢軍系由齊齊哈爾城移撥?！痹摋l史料表明，“防護參苗”是呼蘭駐防的任務之一，而這一任務的完成者中包括了索倫官兵，即鄂溫克官兵。

上述資料表明，鄂溫克族在其具體實踐中對人參己有了一定的認識。此外，人參作為東北地區(qū)特產名貴藥材，一向為滿族所注重。在清代，滿族統(tǒng)治者曾對鄂溫克族實施了一系列的滿化政策，使得至少是布特哈打牲鄂溫克人在禮俗、生活方式方面逐漸接近滿族。加之，鄂溫克人也居住于東北地區(qū)，因此，鄂溫克族對人參的藥用價值應具有較為深刻的理解。

三、對鹿茸、鹿胎、虎骨、麝香等藥材的認識

鹿茸、鹿胎、虎骨、麝香等藥材歷來是鄂溫克族聚居地區(qū)的重要出產商品。發(fā)表于20世紀20年代的趙銑所著《索倫記略》稱：索倫人“夏日獵鹿，取其胎茸，以及虎骨、麝香等類，俾作貿易之品”。中東鐵路經(jīng)濟調查局編《呼倫貝爾》稱：在鄂溫克人聚居的大興安嶺地區(qū)“至春日之集市，則本國商人之前往者甚多，是時多半為購取各項配藥之原料，如鹿茸、鹿麝、鹿尾、熊膽及鹿胎等類是也”。解放初對額爾古納旗鄂溫克人的調查也表明，在20世紀初俄羅斯商人進入作為鄂溫克族聚居區(qū)的額爾古納地區(qū)進行貿易之后（關于俄羅斯人與鄂溫克人開始進行貿易的時間一說為19世紀——筆者），“……漢族商人也深入到鄂溫克人游獵區(qū)，成為他們的‘安達’，這時不僅是皮毛是交換對象，鹿茸、鹿胎、麝香等名貴藥材也成為了交換對象”。上述資料表明，至少在20世紀的20年代，鹿茸、鹿胎、虎骨、麝香等藥材己成為鄂溫克人與其他民族進行商品交易的商品之一。

鹿茸、鹿胎等藥材的獲取在鄂溫克人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具有重要地位。解放初有關額爾古納旗鄂溫克人的調查指出，額爾古納鄂溫克人將春季稱之為“打鹿胎的時候”，將夏季稱之為“打鹿茸的時候”，將早晨稱之為“打犴的時候”等。可見，對于鹿茸、鹿胎等藥材的獵取已經(jīng)成為聚居于額爾古納地區(qū)鄂溫克人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而偽滿洲國時期東蒙貿易會社發(fā)布的相關數(shù)據(jù)表明，興安北省額爾古納左旗雅庫特鄂溫克人1935-1936年家庭年均狩獵收入共計713元，而其中鹿茸一項就有180元之多，占其狩獵總收入的25.2%，僅次于捕獵松鼠的收入（占其狩獵總收入的58.9%）。同一時期興安北省額爾古納右旗公署根據(jù)與鄂溫克人進行定期交易的“安達”所提供的資料進行統(tǒng)計的結果表明，該旗月出產山貨總計12602.20元，其中鹿角、鹿尾、鹿茸、犴茸、鹿胎五項占山貨總生產的2.5%，生產總額僅居松鼠之后，為第二位。而康德三年（1936）三月至十二月，該旗十四個家庭八十七人的鹿角、鹿茸、犴茸、鹿胎四項藥材收入為310元，占山貨收入總額12438元的近2.5%，仍為僅次于捕獲松鼠的收入(總收入為11832元）的重要收入。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對于偽滿洲國時期的額爾古納鄂溫克人而言，鹿茸、鹿胎等藥材的獵取是其僅次于捕獲松鼠的重要收入來源，己經(jīng)成為其經(jīng)濟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于將鹿茸、鹿胎等藥材作為其商品交易重要內容的鄂溫克人而言，掌握相應的炮制技術是其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藥材的炮制對于其交易、運輸、貯藏和藥用具有重要的意義?，F(xiàn)有資料表明，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鄂溫克人積累出了一套獨特的鹿茸炮制技術。鹿茸以血片為佳，釆割鹿茸一般在四月，由于氣候的原因，釆割下的鹿茸很容易腐壞變質，從而喪失其藥用功效。這對鹿茸的炮制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趙銑所著《索倫記略》對鄂溫克人的鹿茸炮制技術給予了較為詳盡的描述：“至其制造，必須兩人一人執(zhí)炊，使水常沸，一人抱茸，頻頻下蘸，連數(shù)百次而后成功。下蘸之時間，不可差毫厘，生及過熟皆能損害此物質之原質，而使功用等于零”?？梢姡鯗乜巳耸且詫⑨姼钕碌穆谷渍河诜兴械姆椒▉砼谥坡谷椎?。這一方法雖然費時、費力，且對經(jīng)驗和技能的要求較高，稍有不慎即可導致鹿茸藥效的喪失，但卻可以較好地解決鹿茸的貯藏問題，以便于進行交易和留作自己使用。此外，由何秀芝女士在20世紀末所收集到的上百個鄂溫克民間醫(yī)藥偏方可見，鄂溫克族有關鹿胎、鹿心、熊膽的炮制技術己較成熟。鹿茸、鹿胎、鹿心、熊膽等藥材的炮制方法的形成需要較長時間的探索和積累，因此，鄂溫克族有關上述藥材炮制方法的掌握應該可以追溯到比相關資料所記載的時間更早的時期。

那么，將鹿茸、鹿胎等藥材的獵取作為其生產、生活活動重要內容，并掌握了相關炮制技術的當時的鄂溫克人，對于這類藥材的藥用價值具有怎樣的認識？他們是否已對其藥性、用量與用法等己有了明確的認識？遺憾的是，由于現(xiàn)有史料的缺乏，對此尚難給出明確的答案。不過，由前述何秀芝女士收集整理的鄂溫克民間醫(yī)藥偏方可知，至少在20世紀末鄂溫克人對于上述藥材的藥性和用法與用量己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民間醫(yī)藥偏方是普通民眾在與疾病相抗爭的生活實踐中歸納總結出的醫(yī)藥成果，其形成需要較為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此夕卜，鄂溫克自古以來即是一個游牧、狩獵民族，在其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必然會積累出有關上述藥材較為深刻的醫(yī)藥知識。因此，鄂溫克人有關上述藥材藥性、藥效、用法與用量的認識，應可追溯到更早的時期。

四、對于天花等疾病的認識

皇帝按例接見鄂溫克族佐領以上官員，是清政府對鄂溫克族所實施的一項籠絡政策。據(jù)《清高宗實錄》卷七零七，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丁卯日“定黑龍江佐領等官進京引進例”：“索倫、達呼爾等，遇有引進，該將軍大臣等，不論曾否出痘，即譴來京，以致上兩年俱傷六七人。伊等未經(jīng)出痘者，當譴往木蘭圍場引見。著急速行文黑龍江將軍，嗣后未經(jīng)出痘者，不必令其來京?！庇稍摋l史料可見，鄂溫克族官員在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丁卯之前，覲見皇帝的地點為北京。但在該日之后，“未經(jīng)出疸者”覲見皇帝的地點則改為木蘭圍場。更換覲見地點的原因非常清楚，即在人口稠密、天花易于傳播的北京覲見皇帝，導致了鄂溫克族官員感染了天花。另據(jù)《清高宗實錄》七一三卷則有：“去年奉旨，命打牲、索倫、呼倫貝爾等總管，輸班前赴木蘭圍場。請嗣后打牲、索倫、呼倫貝爾等總管，三年期滿，輸班前赴木蘭圍場。無庸送京引見。報聞?！痹摋l史料中的“去年”當指乾隆乾隆二十八年（1763）。而其主張打牲、索倫、呼倫貝爾等總管覲見皇帝的地點改為木蘭圍場的原因，也可能與前一條史料所示相同。天花是死亡率極高的傳染性疾病，治愈康復的天花患者會對天花具有免疫力。清代的鄂溫克人對天花的這些特征是應有一定認識的。其旁證至少有二：首先，上引史料表明，至少在乾隆二十七年前后，鄂溫克族中已有天花患者，在與天花相抗爭的過程中，鄂溫克人必然會對天花的上述特征具有一定認識。其次，上引史料表明，乾隆皇帝對于天花的上述特征是具有較為深刻的認識的。在諭旨中強調諭旨的適用對象為“未經(jīng)出痘者”，同時將接見地點改為人口稀疏、天花不易于傳播的木蘭圍場等正是基于有關天花的上述特征而釆取的有效措施。這些有關天花較為深刻的認識，必然會通過諭旨的實施而為鄂溫克族官員所了解。

醫(yī)學史研究表明，明隆慶年間（1567-1572），我國己發(fā)明了人痘法用于天花的防治，而清嘉慶十年（1805）西方的牛痘法也開始傳入中國。那么，清代的鄂溫克人是否也使用了這些方法來防治天花？答案是否定的。在解放初對阿榮旗查巴奇地區(qū)鄂溫克人的調查表明，1944年天花流行導致很多兒童死亡。而在此前的1943年，由于天花病和傷寒的流行則導致了100余人死亡。這可以表明，鄂溫克人并未使用相應的接種技術來預防天花疾病。

除天花外，解放前阿榮旗鄂溫克人聚居地區(qū)查巴奇還曾流行過麻疹、克山、傷寒等疾病，額爾古納旗使鹿鄂溫克人患有的主要疾病有麻疹、傷寒、回歸熱、風濕性疾病、婦女病、胃病等。而20世紀30年代鄂溫克旗輝河地區(qū)的鄂溫克人患有的疾病則主要有梅毒、淋病、皮膚病和砂眼等。當時鄂溫克人對于這些疾病的治療方法大都己無從考證。但這并不等于說鄂溫克人對于所有這些疾病都是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的。如本課題組對鄂溫克旗鄂溫克人的調查正說明了這點，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鄂溫克人己摸索出使用草原白蘑菇湯治療麻疹的方法。另外，前述何秀芝女士收集整理的鄂溫克民間醫(yī)藥偏方也明確說明了這點。前己述及這些民間醫(yī)藥偏方是鄂溫克人在與疾病相抗爭的長期歷史實踐中積累的醫(yī)藥成果，其形成應可以追溯到較早的時期。

五、與生育相關的醫(yī)療保健知識

與生育相關的醫(yī)療保健知識是鄂溫克族醫(yī)藥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30年代曾于鄂溫克旗輝河地區(qū)任小學教員的上牧瀬三郎在其《索倫族之社會》中稱：“索倫族沒有產婆。從而生孩子時請生過幾個孩子的有經(jīng)驗的老太婆接生。……接生的老太婆當然也沒有什么接生工具?！糇邮巧⒆尤思业目p紉剪子，線是馬背骨處的筋。不管怎樣有孕婦的人家必須事先找到并準備好。產婦生孩子之后也得不到適當?shù)闹委?。因此產婦及嬰兒死亡率很高?！鄙夏翞伻缮踔亮信e出了產婦在沒有任何其他人的幫助下順利產下嬰兒的事例來說明其所敘述的現(xiàn)象。據(jù)此可見，在歷史上，鄂溫克人在產科醫(yī)療保健方面，并沒有專業(yè)的產科大夫，也沒有專門的產科器械。不過，這并不表明鄂溫克人并不具備與生育相關的醫(yī)療保健知識。同樣是對20世紀30年代鄂溫克人的生產、生活給予調查的永田珍馨在其《馴鹿鄂倫春族》中稱：“孕婦分娩時在營地不遠的地方設一所小小的住房。分娩后不過十天不能回丈夫的焦如特里。這期間只允許老媽媽或親近的婦女照料產婦。別人不允許進去。說，若是犯了這種禁忌，就會觸犯神”。而上牧瀨三郎也稱：“孩子生下之后，在現(xiàn)成的桿或竹子上結草，并掛以黑布片立在家門前。行人見此便可知道有分娩者，避違造訪其家?！碑a婦和新生兒體虛、體弱，是很多疾病的易感人群。采用產后隔離的方法顯然有助于產婦的產后恢復和新生兒的健康成長。鄂溫克族的這一與生育相關的醫(yī)療保健知識雖然采取了風俗、禁忌的形式得以出現(xiàn)，但其中不乏科學合理的內容。

鄂溫克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許多與生育有關的禁忌，如“孕婦禁止吃腐亂的肉和獾子肉，孕婦不能坐毛驢車”“剛生小孩的婦女一個月內禁止上炕，孕婦禁止跳舞和唱歌”等等。其中一些禁忌中也包含著一些具有科學合理的內容。

本章開篇所指出的諸多原因，使有關鄂溫克族歷史上的醫(yī)藥知識的探討遇到了諸多困難。特別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使本節(jié)的探討僅僅局限于清代至解放前的這一段時期。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就清代至解放前的這一時期而言，本節(jié)所示內容也極難反映鄂溫克族歷史上醫(yī)藥知識的全貌。本節(jié)所示內容，僅僅是鄂溫克族歷史上醫(yī)藥知識的冰山一角，而對于所論問題的全面掌握，則只能依靠于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研宄的進一步深入。一種較為流行的看法認為，鄂溫克人并不擁有本民族傳統(tǒng)的醫(yī)藥或醫(yī)藥知識。本節(jié)的最大意義或許僅僅在于對這種錯誤觀點的還算有力的反駁。